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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張勛（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2017年以來，以市委書記王永康為首的西安主政者開始正視差距，刮骨療毒，以改革創新、堅忍不拔之精神踐行西安“追趕超越”之使命。“三大革命”讓古都西安一掃往日的暮氣，散發出青春的活力。
西安不能再等待，因為西安的發展不僅事關800萬父老鄉親的福祉，更是踐行大西北龍頭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新引擎的國傢戰略，西安已經站在新一輪轉型升級的十字路口，不進則為退，不升則為降，不勝則為敗。
西安怎麼瞭？西安將向何處去？無數西安人苦苦尋找答案，因為隻有正視差距，方能發現癥結，面對困難，才能解決問題。
8月24日至25日，在中國共產黨西安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王永康書記提出瞭經濟社會發展的十個為什麼？這被概括為新時期的“西安十問”，並在西安和陜西省乃至全國引發廣泛關註，相關激烈討論也持續進行。
關於西安十問，現在讀來都可謂句句擊中西安人的痛點，這不正是西安的經濟落後的根源之問、百姓朝思暮想的民生之問嗎？
在此，我們基於自身研究和瞭解，從第三方智庫角度對這十個問題給出我們的思考，以寄對西安的發展有所啟示。
1、為什麼我們的工業門類齊全、基礎最好，但多年來、工業不大不強，工業這塊短板就是補不上？
方塘智庫：西安是全國軍事裝備最強的城市，軍工技術實力雄厚，尤其在航空航天、核、電子、船舶、兵器領域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但由於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停滯不前、市場機制轉型困難、科技創新動能不足等問題，西安的國有企業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3513廠創建於抗日戰爭年間，曾為部隊供應軍需皮具，產品供不應求，近年來由於款式陳舊、舒適度差、從而價格低廉，品牌影響力幾乎無法和南方鞋業競爭；還有上世紀80年代黃河廠生產的電視機曾風靡全國，憑票購買，但亦擋不住長虹、康佳、TCL等南方企業的強勢競爭敗下陣來，近年來甚至一度靠給長虹貼牌生產度日。
在西安市的產業化進程中，目前已經形成瞭“五區一港二基地”的開發格局，工業區在迅速擴張的同時並未形成全國乃至全球產業鏈的集聚，而更像是拼接和舊貌換新顏。在招商引資期間，出於政績考慮盲目貪大求多，幾乎未考慮與本地工業資源的集聚和融合，如經開區的陜汽當前已成為西安的工業支柱，在近年的政府招商中並未引進國外知名品牌建設合資車生產線，就連比亞迪汽車也落戶高新區，吉利汽車2013年落戶寶雞，沒有形成西安的汽車產業集聚。
如果政府部門在2000年重組陜重汽、法士特、西安秦川汽車、西安驪山客車，打造一個年產值數百億、員工數萬大的大型汽車產業集團，橫跨重卡、中卡、輕卡、商用車、客車、中巴、乘用車等領域，並且與歐美日韓汽車公司搞合資項目，估計現在西安的汽車產業都能夠超幾千億的產值。現在工業區的擴張很多都是原有國有企業的搬遷，如陜汽、中鋼西重、陜鼓等國企都將新廠遷至開發區，這些其實隻是原有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並未帶來西安市工業新業態的聚集和發展。
2、為什麼歷史上西商能發展壯大？曾經輝煌500年，成為中國十大商幫。現實中，同處內陸的成都民營經濟也能發展起來，而我們的民營經濟卻發展不起來？我們在營造公平競爭環境、良好市場秩序、建設法治政府方面，有沒有讓企業滿意、群眾滿意？行政服務效能究竟能打多少分？
方塘智庫：西商曾主導中西部食鹽、佈匹、茶葉等貿易長達500年之久，而在改革開放以後，西安形成瞭一種封閉、保守的社會心理和文化氛圍，最缺的就是民間的創業精神，與東北類似，受制於國有企業和計劃經濟的影響，西安人喜歡體制內的安逸，缺少創業的精神和勇氣，考公務員依然是很多大學畢業生的最佳選擇，一官半職仍然是不少人畢生奮鬥的最高追求，經商被鄙視，民營經濟很難發展起來。
而政府對營商環境的遏制亦是西安商業氛圍薄弱的主要因素，市場經濟法律法規制定的非常完善，但政府工作人員在執行中濫用自由裁量權，將國傢的法律規定執行到苛刻和不近人情的程度，推卸政府部門對風險的防控能力和責任，為權力的尋租帶來土壤，對商業環境進行打壓，維護官本位的利益。
《在西安，去工商局辦個事有多難》一文反映的工商局辦事難，稅務局開發票當場可以打印讓你第二天再來，領用發票一周跑不下來恨不得當場給辦稅員跪下，辦理《食品流通許可證》被告知私下要交費用，在北上廣一杯咖啡談成的合作需要喝酒、唱歌、足浴，這些都是發生在身邊真實的案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大革命”對西安的改變僅僅是一個開始，西安距離公平、開放、自由的商業環境還很遙遠。
3、為什麼西安軍工資源優勢全國第二，還承擔瞭國傢軍民融合的試點任務，但軍轉民、民參軍發展不夠、產業不大，軍工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不足？
方塘智庫：一是激勵機制不足，科技成果轉化與研究人員持股、知識產權和績效掛鉤的機制存在問題，研究人員將軍工轉化為民用的積極性不高；二是思想保守，辦事講規矩、走程序，科技創新日新月異，在等待與觀望中可能就被其他省市搶占瞭先機；三是設備、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在軍民之間缺乏合理流動，缺少將軍工和民用科技有效結合的紐帶；四是軍民單位之間缺乏有效溝通合作平臺，甚至不同系統的軍工單位交流合作也很少，有價值的信息無法及時傳達，形成瞭政產學研的“信息孤島”。
4、為什麼我們地處中國大地原點，區位優勢明顯，擁有航空、鐵路綜合交通樞紐，但開放經濟發展緩慢，發揮“一帶一路”重要節點的作用不強？
方塘智庫：渝新歐自2011年3月份正式運營以來，截至2017年3月份突破1000列，據國傢海關統計，重慶市開出的渝新歐班列班次數量占全國中歐班列數量的45%左右，其貨值占所有從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的中歐班列貨值總量的85%。
此外還有開通較早的義新歐、蓉新歐、鄭新歐等中歐班列，而西安國際港務區的“長安號”截止2016年底僅運行292班，遠低於渝新歐，在商品交流上無法發揮曾經歷史輝煌的絲綢之路重要節點作用。
鄭州、成都、重慶的GDP已gps車輛監控系統遠超西安，西安的經濟輻射無法形成的對絲綢之路沿線如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等城市的帶動作用，反而因資源集聚形成瞭對西北地區經濟的虹吸效應，加劇瞭絲綢之路沿線城市的貧困落後。西安的企業規模和經濟活力較差，與“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經濟合作、資源整合和優勢互補都太少，距離成為絲綢之路新引擎還有很大差距。
經過幾年的快速發展，對於包括歐亞通道建設在內的“一帶一路”倡議的配套體系構建，已經過瞭單點突破的時候瞭，更何況中歐班列一役西安已經事實上落後，痛定思痛，在新一輪的競爭中，應該從陸港城市發展的戰略高度，統籌考慮大西安地區的航空、高鐵、通信、互聯網、會議、會展、貿易、空港新城、保稅區等大交通、大物流、大商貿的發展，將競爭門檻抬高，以陸港城市發展戰略全面回應“一帶一路”重要節點的戰略定位，隻有這樣才能凸顯西安的綜合競爭力，分項追趕，基本沒戲。
5、為什麼區縣特別是遠郊區縣，發展空間大，要素成本低，但在區縣域經濟發展上卻未能成為全市的重要支撐？
方塘智庫：西安縣域經濟轉型有2種模式，一是開發區帶動模式，二是農業資源開發模式。
開發區帶動模式以高陵、戶縣和閻良為代表，通過佈局開發區，吸引外資，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如涇渭新城2003年落戶高陵，加快瞭高陵工業化步伐，2014年高陵縣撤縣設區；西安高新區草堂科技產業基地2008年落戶戶縣，2016年底戶縣撤縣設區；閻良區則佈局國傢級航空技術產業基地，目前已經形成瞭飛機制造、設計、實驗等航空產業體系，通過開發區模式的帶動，以上三區都成為西安市工業的重要支撐。
當前僅有藍田和周至兩個縣域經濟，均為傳統的農業縣，由於開發區主要圍繞城市攤大餅式發展，造成縣域經濟工業化程度太低，城市的虹吸效應又加劇瞭偏遠縣域經濟的滯後，從而隻能依靠發展特色農產品種植。國傢寄希望於以土地流轉形成的產業化基地對種植業進行示范帶動，而西安周邊的農業產業園很大部分以套取政府補助和拆遷賠償為目的，成為權錢交易的場所。
農業產業化程度低、沒有龍頭企業引領、政府市場引導不夠是造成遠郊縣域農民貧困和經濟落後的主因。如西安市葡萄研究所（位於戶縣環山路）培育的“戶太八號”葡萄一年開5次花，結3次果，果粒大，酸甜可口，果肉細膩，耐儲存，深受廣大市民喜愛。但由於周邊農民以傢庭為單位種植，沒有技術指導和市場預測，大規模無序種植造成質量參差不齊，假冒偽劣產品泛濫，近期西安市葡萄研究所種植的葡萄20元一斤，而周邊農民種植的僅為3元一斤，嚴重影響瞭戶太八號的品牌價值，損害瞭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
6、為什麼我們歷史文化、紅色文化、山水文化優勢突出，但文化產業、旅遊產業卻不大不強？
方塘智庫：一是城市品牌的營造不夠精確，多次更換城市品牌口號，但並不能很好的詮釋西安的城市精神和文化脈絡，周秦漢唐、長安、秦嶺、渭河、絲綢之路等歷史和文化坐標都需要彰顯。
當前，針對西安城市品牌形象的詮釋熱情在官方和民間已經形成新一輪討論氛圍，出現瞭“中國元典城市”、“大西安、新長安”等品牌提煉，為精準表達西安新時期的城市品牌形象提出瞭明確的關鍵詞，這個時候，官方應該主動回應這些gps車隊監控系統民間討論，形成大傢共同關註的氛圍和機制，以公眾參與持續推動西安內外部的城市品牌營銷。
二是缺乏對歷史文化的創新性挖掘，在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之間沒有找到很好的協同發展模式，如法門寺、樓觀臺、大雁塔、兵馬俑、漢唐帝陵等都是極具歷史特色的文旅資源，但是現在純商業性的開發和粗放式的經營，不僅對文物具有破壞的風險，而且無法彰顯歷史的情懷，遊客看不懂的背後是對文化資源的浪費。
三是缺乏深度體驗的文化產品，西安明城墻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皇城復興提出瞭多少年？目前城墻內三條著名的西大街、東大街、解放路在改造的過程中分別形成瞭唐、明清和現代三種風格。城墻以內的開發改造破壞瞭很多老街、老宅和歷史遺存，無法感受到大唐盛世的榮耀與繁華。
四是營銷理念的茫然和缺失，我國古代有三大水利工程，靈渠、都江堰和鄭國渠，在成都的都江堰已經成為旅遊的地標之時，鄭國渠依然遊客稀少。當青城山成為成都的重要旅遊資源之時，享有以佛教文化、道教文化、隱士文化之源的秦嶺依然未形成西安的旅遊符號。西安的面食歷史久遠、品類繁多，為什麼沒有打出來西安吃面的文旅口號？
總體來看，西安旅遊，名氣很大，但基本上還處於“有觀光無休閑，有文化無產業，有資源無產品，有投資無創新，有增長無更新”的階段，西安文旅產業的轉型迫在眉睫，其中的路徑之一就是通過文旅資源的產權清晰化，以及配套的市場化改革和營商環境改善，引進全球知名品牌對本地文旅資源的整合開發，再輔以本地文旅領域創新創業資源，共同推動區域文旅產業生態的時尚化、體驗化、休閑化、科技化等方向的轉型。
7、為什麼我們擁有國傢西部大開發、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等多項政策紅利，擁有歐亞經濟論壇、絲綢之路新起點等良好平臺，理應成為國內外金融資本的匯集點，但絲路金融中心建設、金融產業卻達不到省上要求？
方塘智庫：西安的GDP體量太小，當前不足以成為絲綢之路的經濟引擎，西部大開發、關天經濟區、歐亞經濟論壇對西安來說隻是宏觀政策。西安現在的經濟影響力僅限於關中平原，在此背景下，國內外金融資本肯定不會在此匯聚，西安現在還不具備成為絲綢之路金融中心的實力，具體原因至少包括：
一是金融體系不健全，沒有證券交易所，也沒有一定數量規模的金融機構為國際金融業務提供支撐；二是送貨路線規劃缺乏擁有國際經驗的高級金融人才，由於國際總部金融機構相對較少，西安金融領域從業人員的素質還有待提高。
在此背景下，西安需要做的不僅是確定一兩個金融集聚區域，起一個好名字，成立一個管理機構就可以實現金融創新和金融產業集聚瞭。而是要系統研究西安市、陜西省和關中城市群乃至西北地區的產業結構，立足實體經濟的轉型發展，以生產性服務業的本質定位來看待西安的金融產業發展，讓金融回歸到服務業的角色，而不能讓西安金融創新的戰略安排和政策環境變成投機者的天堂，就像當年天津一樣，不僅對投資者帶來傷害，更讓本地金融業的發展坐失良機。
比如說，能源金融的發展一定不能離開能源產業憑空出現，更現實的舉措是與陜甘寧能源金三角地區的能源產業集群和產業鏈進行深度互動，通過精準招商、產業鏈招商、增量招商等，推動面向能源金三角地區能源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金融創新。而對於面向絲路經濟帶的金融創新，一定要明確地爭取國傢圍繞“一帶一路”進行的有關金融戰略佈局在西安的落地，並主動創設一些金融平臺和機構，對接服務國傢“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地，而不是小打小鬧，生搬硬套，被動等待國傢戰略垂青，甚至在承接一些明確的國傢戰略時才突然發現自己接不住。
另外就是，要從金融人才的吸納和培養角度來看待產業的發展，金融是一個人才依賴和政策依賴都很高的行業，西安一直缺少金融業發展的氛圍，在實際的運營當中，更是因為缺少人才而使得很多的金融業務外流。
還有就是，全球金融城的建設已經今非昔比，無論是產業生態的構建還是城市功能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治理等，都無法通過常規的做法來實現一個金融產業集聚區和金融城的崛起。對於這一點，迪拜金融中心的打造就是典型的例子，金融創新的根本在制度創新，如何立足於國傢“一帶一路”倡議、自貿區和國傢級新區的宏觀戰略背景，通過一個個項目化、產品化、平臺化的具體實踐，步步為營，逐步構建屬於適配於“一帶一路”與自貿區的金融創新，守正出奇，打造未來十年中國最具成長性的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中心或金融城。
而且，金融城的建設從一開始就應該走品牌化路線，盡早確定金融城的品牌，比如長安金融城或灃渭金融城，向全球發佈，品牌先行，營銷前置，產城協同，迭代推進。
8、為什麼我們科研院所林立，大專院校眾多，重大科研成果層出不窮，但在我市轉化能力不足，墻內開花墻外香？面對兄弟城市視為掌上明珠的高校、科研院所、兩院院士、眾多專傢人才，我們有沒有當好“店小二”，有沒有在打破校地壁壘、發揮高端人才作用上積極努力服務？我們的戶籍政策、人才政策有沒有走心，能不能真正讓人才引進來、留下來？
方塘智庫：有人說“文化在北京、金融在上海、電商在杭州、外貿在廣州、科技在深圳”，那麼什麼在西安？西安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究竟在哪裡？落戶難隻是人才留不住的原因之一， “孔雀東南飛”的真正原因是職業生涯空間不大，西安的知名企業太少、薪資太低，對高端人才幾乎沒有任何吸引力。
西安的優勢是國企眾多，由於市場機制轉型緩慢，很多隻適合養老，曾有朋友從西安一傢航空國有企業辭職，其原因是白天上班無人在，晚上燈火通明來加班，人情關系勝於能力，年終考核不以業績為準，一個不給人才施展才華的空間，才是最可怕的。
北上廣是生存壓力大、房價高，但同時也是全球知名企業和廠商雲集之地，雖然你一無所有，但是金錢和機會就在眼前，隻要你努力就觸手可及，這才是留住人才的根本。此外，深圳對引進的本科到博士的人才給予15000到30000元的配套租房和生活補貼，在當下全國都在搶占人才的時代潮流下，西安的人才落戶政策其實還有很大差距。
9、為什麼我們工業不大不強、發展得也不夠快，可空氣質量長期處於全國後十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不盡如人意？蘭州、京津冀等地區的空氣質量都在變好，我們該怎麼辦？
方塘智庫：2017年8月份，當高溫天氣剛結束，西安又出現輕度污染天氣，一位5歲的小朋友告訴媽媽“霧霾就是看不到藍天瞭”，在陰雨的籠罩下，秦嶺腳下，你看不清山，不知是霧還是霾？西安霧霾之嚴重，空氣質量連續幾年排名全國倒數，僅次於石傢莊，甚至比北京還要厲害。
公開的說法是，西安霧霾的成因，一是本地和周邊城市的工業污染；二是河北、山西的空氣污染會伴隨著東北風流通過來；三是汽車尾氣的排放，西安機動車保有量250萬輛，據中國科學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早在2010年對西安市PM2.5來源進行的解析，機動車尾氣占比為17%；四是地理環境因素，西安地處關中平原，南有秦嶺、北有北山，東西狹長，南北較窄，冬季主導風向為東北風，使得污染物得以在此堆積不易疏散。
以上或許都是外在客觀因素，但不能成為霧霾愈來愈嚴重的借口，以上因素其他省市也存在，為什麼可以治理好？西安環境日益惡劣的真正原因還是工業排放、燃煤污染和工地揚塵，行政監管不力才是主因，城區周邊的建築工地土方施工未采取濕法作業、黃土大面積裸露是誰在放縱？工業企業超標排放環保部門為何屢禁不止？不對政府監管人員進行瀆職問責，城市環境將永遠無法改善。
10、為什麼我們在制定規劃時，學校、醫院等民生服務配套都有，但老百姓卻一直在抱怨辦事難、上學難、看病難？
方塘智庫：以上三難也是全國性問題，三言兩語說不清，在此以三個事實來進行闡述，希望有所啟示：
某朋友去處理交通違章，交警隊說不收錢，隻能去指定的三傢銀行交罰款，等到瞭銀行，交警部門的繳費系統幾天進不去，銀行櫃臺又不收，網上也不行，接連5天都是如此，眼看車輛馬上脫險，趕緊找到車托，轉瞭錢違章立刻處理掉。機關幹部隻對領導負責，沒有“店小二”的服務意識，對規章制度機械操作，為中介人員提供瞭便利，為權錢交易提供瞭土壤。
再說上學難，在此以幼兒園來說明，截至2016年，西安常住人口883萬人，城六區439萬人，而城六區的公辦幼兒園寥寥無幾，沒有熟人並且交數萬元的贊助費是進不去的。私立幼兒園絕大多數需要提前一年報名，稍晚就要找關系，學費每月2000元左右，對工薪階層真是一筆不菲的開支。公辦幼兒園太少，跟不上城市化的步伐是幼兒上學難上學貴的主因，那麼小學、初高中呢？主要是由於地區經濟和社會貧富的差距不斷增大，引發教育資源的不均衡造成的。
看病難就更是觸目驚心，一是看病時間長，小病都需要一天時間；二是看病時間短，實際診療時間一般不到5分鐘；三是花費大，西安三甲醫院一般門診一次就需要500—1000元的費用；四是秩序混亂，診療室黑壓壓擁滿一片人，醫生煩躁不堪，患者毫無隱私。如果是去西京醫院、唐都醫院等知名醫院看病，凌晨搬著板凳都不一定能掛上號。醫療資源分配不均、醫院的營利性目的、政府的宏觀調控不當應是看病難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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